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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田先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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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人刘禹锡在凭吊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遗迹时，感慨于古今兴亡，于是写了这首诗。诗人在诗中所感慨的对象正是在东晋一朝政治上瞩目的东晋门阀士族。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此书所要探讨是士族兴衰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士族与皇权间既对抗，又妥协的历史。我是真游泳的猫，通过作者的介绍，我对东晋的士族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名门高阀也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可以说，田先生的真知灼见，令人佩服。

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讲的“名士风度”与政治的关系。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里说道：“士族名士的好尚是废事功，轻武力，而士族维持其政治统治又必需事功武力。这样就形成一种现实的矛盾，影响到士族的境况，甚至影响到门阀政治本身。”

这一见解深刻犀利，我读到之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田先生在这里展示了一个矛盾，而这个矛盾确实事关门阀的存亡。门阀制度的盛衰，亦可由这句话得见。甚至可以说，名士的风度，看上去是门阀制度的最佳展示名片，但是也是门阀制度的墓志铭。它昭示着门阀必然衰落。

《世说新语》载王孝伯所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同卷又说道：“毕茂世云：‘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这仅仅是两个例子，而在集中表现晋人生活状态的《世说新语》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从这里可以看出晋人所推崇的“名士风度”和政事是完全不相关的。所谓的“常得无事，痛饮酒”看似洒脱，但却是把家国天下放到一旁。名士风度的保持，必须表现出对于政事的淡漠，对人事的无牵无挂，而这些恰恰是维护一个朝堂政局极大的阻碍。对于朝堂来说，需要的是大量保持体系运行的务实人才，而不是这些引领风潮的名士。而这些名士，对于朝政，远远没有对清谈对游山玩水的热心。

比如大名士王羲之热衷于游玩山水，却屡屡辞去任命，“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在这些大名士的心中，政局仿佛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就算有才能也不愿意用到政治上去。所以，要维系朝政平稳健康的运行，靠这些名士是根本行不通的。那么在实际中，真正有政治才干的是那些不局限于门阀世家的人才。要获得朝政的稳固，必须要内政武功上都有所建树，而这些完全不能指靠谈玄论道的名门世族。

正如田先生所说：“大体说来，士族名士之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而处高位以保障士族利益的，却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不废事功特别是善于经营武力的名士。东晋以来，门阀士族中不断有这种人物出现，门阀政治的延续实际上是靠这类人支撑。”

名门倘若不忘身物外，则在社会声誉上不能保有其作为名门应有的地位，因为这时候的社会仿佛有个共识，不能谈玄论道的名士是不可引领社会声誉的。这如果士族子弟耽好武事，就会受到异议，因而大大影响其声誉和地位。是士族的象征。惟其保持“高衣飘飘”的气派，才得以彰显高门巨第的文化传统。但同时，门阀士族里并不完全是漠不关心朝事的，必然会有些英特杰出之才脱颖而出，他们身上的名士气相对较少，而对现实政治更加的关切。

当然这类人不可能脱离当时的风气，比如中兴晋室的王导依然以他的清谈周旋于名士间，如《世说新语·文学》载：“旧云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理”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5]就算是武功突出的桓温依然免不了清谈的形式，他不得不运用清谈的形式获得政治名望，尽管他的谈辨水平不高，如《世说新语·文学》又记载：“桓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耶？'”桓温明知自己对于经学易理未有精通，依然召集诸人宣讲，显然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影响所致，但他的清谈素养不够，以致被简文所蔑视。由此可见，就算是英雄人物也不得不在社会风气下做出表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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