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登极与东北政治关系之整顿

宪宗九年七月，蒙元帝国第三代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山。明年春，蒙哥之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分别于开平与和林招集忽里台(qurilta)，但由于双方拥立大汗的方式，皆违背大蒙古选汗传统，因此无论那一方都无法称之为“正统政权”。

忽必烈方面，主要得到左翼诸王与窝阔台后裔阔端家族、合丹家族、旭烈兀家族等支持，支持阿里不哥的则有蒙哥家族、察合台兀鲁思、术赤兀鲁思等。

支持忽必烈的各诸王中，斡赤斤兀鲁思的塔察儿最具有关键性。一方面，在大蒙古国各兀鲁思之中，斡赤斤兀鲁思规模最大，对左翼诸王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郝经评价塔察儿说：“塔察国王，士马精强，尝代主上帅东诸侯”。

另一方面，塔察儿等左翼诸王的根据地在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地区，以开平为根据地的忽必烈而言，若无法得到他的支持，就陷入被和林的阿里不哥与东北的塔察儿夹攻的险境。中统元年郝经向忽必烈建言：

郝经所言中，北京即东北大宁，丰靖即指山西大同地区，可见定都于中都，在控制东北、山西此两个军事要地上有所方便。然而实际上东北地区强而有力的左翼诸王在镇，若无法取得他们的协力，定都于中都的决策即为不太现实的选择。并且塔察儿与山东的李璮有婚姻关系，为了巩固开平、中都的后方，必须取得塔察儿支持。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于陜西、甘肃地区与东蒙古地区。在东蒙古地区的作战中，左翼诸王与五投下的军团构成元朝军队的主力，北京宣抚司则承担后方补给任务。忽必烈即位后，以斡赤斤兀鲁思王傅撒吉思为北京宣抚使。撒吉思之父多和思，曾为畏吾儿的大臣，参与大蒙古国后选任为大断事官，也担任教育皇太弟斡赤斤诸子。

撒吉思曾为塔察儿袭王位有功，因此“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以北火鲁和孙理之”，可谓斡赤斤兀鲁思的重臣。中统二年废止十路宣抚司后，撒吉思继续充任北京宣慰使。综观有元一代东北地区的选官情形，撒吉思是几乎唯一属于左翼诸王兀鲁思同时充任元朝官员的例子。可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取大汗位的情况之下，必须顾虑到塔察儿的政治影响力，把其属臣配置为东北地区元朝政治机构的高层官员，因而取得他们的协力，同时也多少默认他们在东北地区扩大其权益。

但另一方面，忽必烈也在东北地区渗透自己的权力，陆续把自己的近臣出任到东北的政治机构。首先，在中统元年设北京宣抚司时，派杨果与撒吉思同任宣抚使，同时以赵炳为宣抚司判事。杨果是史天泽的幕臣，永清史氏原属木华黎家族政治影响力之下，而蒙哥即位后受蒙古大汗的重用，蒙哥汗二年天泽即已受知于忽必烈，“世祖即位，首召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可见忽必烈与天泽之间的政治关系相当密切，忽必烈选用杨果之意自不待多言。赵炳则忽必烈潜邸之臣。

其次，杨果迁中书参政后，派柴祯为宣抚使，中统三年立北京宣慰司，亦以柴桢出任为宣慰使、周定甫出任为宣慰司参议。柴桢、周定甫两人均曾侍于忽必烈潜邸。另外，以拔不忽为同知北京转运司事，掌控军粮补给。

拔不忽为北京兵马都元帅吾也而之孙，北京等路都达鲁花赤撒里之子，其所属家族本以北京为根据地，但值得注意的是拔不忽本身从小为真金近侍，自然与忽必烈之间建立个人关系，他的成长、文化背景也不同于其祖长辈。从此看来，忽必烈虽以斡赤斤家族属臣为宣抚使、宣慰使，但同时以自己有个人关系的官员为出任为同僚与下属以及转运司的重要职位。

李璮叛元降宋，此事件对元朝政治架构的影响非常大。以李璮叛乱为契机，元廷陆续展开削弱各地世侯势力；取消世侯地盘并分割于新建投下；派怯薛丹出任各万户达鲁花赤，以监视汉军万户等措施。由此许多汉族世侯转型为官僚。东北地区不免受到此影响。首先，中统四年二月，忽必烈发布：

阿海是吾也而之子，曾承袭其北京都元帅的职位，所以从都元帅的人事而言，此措施一定程度沿袭了大蒙国时代的政治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同时北京地区的世侯型家族被取消与原来根据地的关系。最具有代表性的即阿海所属吾也而家族。吾也而，出身于蒙古珊竹氏，其子撒里在太宗时期授北京等路都达鲁花赤，至元七年改授河间路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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