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澄心堂两代弱势君主的集权工具，透露出文

因为北宋书法大家蔡襄的一幅传世名帖——《澄心堂纸帖》，“澄心堂”三字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墨客追捧的对象，因为他代表了五代以来最珍贵的一种纸张，“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

这种珍贵的纸张之所以得名，则是因为南唐后主李煜对他的特别钟情。李煜将产于徽州的“纸中之王”带进宫中的“澄心堂”进行收藏，成立专门的机构生产这种纸张。

“澄心堂”以一张纸闻名，而实际上澄心堂是南唐宫廷重要的的内殿之一，在整个南唐末期的政治运作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承载过重要的功能和使命，在见证南唐制度转型的历程中，影响了南唐中后期的朝堂政局和国家命运。

澄心堂最初是南唐皇家书库，并兼具中主李璟的宴会、居住之地，其内收藏了无数典籍资料、碑帖画卷、珍宝古玩，也是李璟组织文人学士从事典籍整理、撰述活动的场所。

在中主后期、后主时代，澄心堂的政治功能开始凸显。澄心堂升格为内廷重要的议事场所，大量亲信文人学士入值堂内，他们出入内廷、赞襄政务，作为皇帝的顾问秘书，参与南唐朝廷政事决策。一方面帮助皇帝有效地巩固权力，另一方面也辅助皇帝治理国家。

后主李煜末期，北宋大军压境、战事频繁，澄心堂直接发展成为实际上的中枢决策机构，但凡军机要旨皆从其出，地位极为重要。

南唐疆域

始建于中主李璟时期的澄心堂，作为南唐内廷的皇家图书管理机构，具备亲近君权的原始基因

中主李璟大兴土木，澄心堂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澄心堂的修建时间，历来史家多有争论，有人认为是先主李昪所建、也有人认为是中主李璟或者后主李煜所建，意见不一。

根据北宋郑文宝《江表志》记载，澄心堂始建于中主李璟时期。郑文宝曾在南唐担任校书郎一职，属于能够接近皇帝的文学之士，对于南唐宫廷中的情况较为了解，其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955-958年，周世宗柴荣三次进兵淮南，后周与南唐形成几乎划江而治的局面，周军兵锋更是直指南唐国都金陵。在此背景下，中主李璟不得不迁都洪州，以避免与周军直接争锋。

然而由于南昌少于营建、宫室官署局促，朝堂上下都想念金陵的繁华。李璟自己也后悔不已，经常郁郁寡欢和独自感伤，一个人北望都城金陵黯然神伤。为缓解李璟的思乡情绪，位居“澄心堂承旨”的秦承裕，常常拿屏风阻挡其视线。

这是史料中首次明确提到＂澄心堂承旨＂这一官职，证明至少在中主李璟晚年时，澄心堂就已经存在并成为皇帝的近侍机构。

修建澄心堂这样的宫殿，也符合李璟本人的行事风格。自他继位之后，就一改其父先主李昪勤俭朴素的习惯，专门委任徐温的孙子徐游、徐辽兄弟负责大肆营建宫室府寺。

中主李璟

澄心堂作为南唐的皇家图书馆兼具宴请功能，大量亲近君主的文学之士集聚其间，为其发展出政治功能提供了可能性

澄心堂最初的功能和最基本的功能，无疑就是“藏书籍、会文士、撰述之所”，是典型的皇家图书馆。

南唐尚文重教历来为世人称道，历代皇帝对于典籍收集也十分热衷。先主李昪虽然出身寒微，却崇尚文化、重视文治，自己也具备相当高的文艺素养。在吴国摄政期间，李昪就特别重视书画典籍、名物古玩收藏，开始了大规模的收藏活动，先后建立礼贤院、建业文房等。

澄心堂作为中主李璟承绪先主传统，进行典籍收藏、文艺撰述的专门机构，藏书规模相当大。南唐国破之时，宋太祖命吕龟祥负责搜集南唐典藉，金陵虽历经战火摧残，尚能搜集到六万余卷。此后，又多次征集获得南唐藏书十余万卷。

除了图书收藏管理，澄心堂也兼具南唐君主的饮宴功能。后周世宗曾派遣时任翰林学士的陶谷出使南唐，以刺探南唐的虚实。李璟对陶谷的来访非常重视，亲自在澄心堂设宴接待。后主李煜时，澄心堂更是成为＂宴私之所，非亲密未尝至此”。

澄心堂作为皇家内廷图书馆的职能，集聚了不少与君主较为亲近的文学之士。而澄心堂作为皇家饮宴场所的特殊性，又使得它逐渐发展成皇帝与朝臣议事的私密场所。

身处其间的文学之士，则逐渐有了机会作为顾问，参与朝政的议论和决策。从而使澄心堂发展出新的职能，使其具备了走向权力中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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