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道雄看隋朝贵族政治，变相指导日本政权首

中国古代史上，继秦汉之后隋唐成为中国历史第二个高峰期。在秦汉时期，作为统一王朝，中国实现了封建国家的形成，汉民族单一主体的帝国成为了秦汉时期的核心。秦汉帝国内部形成了皇帝、官僚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互相制衡的内部架构；外部则形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抗，由防御转为进攻再转为防御的国防系统。可以说在秦汉帝国时期，中国完成了自春秋战国后国家意识形态的再造。当进入第二阶段时，中国将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进入隋唐帝国，从而完成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周边世界的联合。

《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日]谷川道雄 马云超 译 九州出版社

谷川道雄出自日本著名的“京都学派”，著名的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分别是京都学派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领军人物，而谷川道雄则是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对内藤湖南的学术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谷川道雄在六朝隋唐史方面建树颇多，以发展的角度看待隋唐帝国的形成，力图将皇帝、官僚、贵族、少数民族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以一种复合的观念来理解中国第二阶段大帝国的形成，这一部分的主要观点则集中表述在《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这本书中。

谷川道雄承接内藤湖南的阶段史分层概念，把中国历史分为上古期、中世期和近世。《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主要关注的是中世期这段时期，汉王朝的崩溃导致了农耕民族对周边游牧民族的制约力下降，周边民族势力的崛起反向向单一民族的汉王朝注入了新的力量。这股新的力量改变了秦汉帝国时期传统的中国文明，那种根植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血缘政治关系宣告结束，在乱世中社会组织开始依靠贵族关系，联合与共融成为了新的标准。

贵族关系并非特指某一群体，谷川道雄认为，贵族并非只是看重家族血统，而是更看重贵族所奉行的品行。这种贵族品行被谷川道雄称为“贵族性人格”，这种人格遵循着儒家的传统价值核心，但摒除了血缘的约束，这让以贵族为核心的组织结构没有了边界，可以吸纳更多的群体。

东汉时期，出现了一种叫“坞”的地方，“坞”本来指是小堤坝或小城。东汉时期，东汉政府为了防止羌人入侵建立了六百多座带有军事性质的“坞候”。坞并不仅仅是国家为了防御外敌而建，一般民众也会在内乱时出于自卫自行组织起坞。坞中就像一个小天地，人们过着集体生活，在外界看来坞是个世外桃源，外界的纷争与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坞中并非是人民自觉的理想家园，毕竟是不同族群共同组成的生活组织，冲突与争议是难免的。如果需要人们共同朝一个方向努力，必然要推举出人们信服的人作为领导，这时具有贵族性人格的人才便被推举为领袖，凝聚起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成为新的组织体。在这些新领袖的带领下，新的贵族关系替代了原有的血缘关系，新的社会秩序也随之而诞生。

从坞的结合原理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的瓦解过程中，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拥有自卫的手段，与他人的合作是必然的。人们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此时要比血缘更加管用，从对个人的行为加以规制，从而拓展到整个集团。这种规制一开始就不是抽象化的法律，而是以集团领袖的人格作为表率展示给集团中的其他人。当以血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结构走到尽头时，以人格品行为主的贵族性关系走上了历史舞台。

贵族性人格主要通过教育与培养获得，血缘的界限被打破了，人们的差异可以通过后天弥补，这带来了胡汉之间的大融合。更高的价值取向取代了华夷的差别，之前被汉王朝敌视的周边少数民族反过来开始进入中原政治中心。

隋唐帝国的形成，往前追溯实际上就是政治结构的打破与重塑，从北魏到隋的统一过程，贵族性人格所建立的关系在少数民族政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谷川道雄将重点放在了府兵制上，通过对府兵制的解读，他逐渐将这种贵族关系融入统一王朝的核心政治中。

北周统治者鲜卑人宇文泰为了推动胡汉之间的融合。他基于前车之鉴，没有选择全盘汉化，而是通过鲜卑具有优势的军事组织结构去吸引汉人的加入，使得核心仍旧是由鲜卑的传统掌握，而基层则通过汉人的加入进行汉化转变。宇文泰在西魏二十四军的基础上，分由六名柱国大将军统辖，柱国大将军下又设立十二大将军和二十四开府仪同三司的指挥系统，这个系统的每个小单位都能吸收汉人加入，同时内部又呈现出权力阶级。后来诸如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都来自这个府兵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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