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方言与东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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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衣冠南渡的底气

谈起中国移民史，衣冠南渡，总是一个优先话题，一般来说，都会提到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那三次，那三次当然很重要，不然的话，它们也就不会在历史上一再被人提起，以至于普及为历史常识。可一旦成为常识，思想反而容易麻痹，历史上，还真就没人问一声：天下那么大，四面八方，四通八达，士人往哪儿去不行，为什么就要跑到江南去？为什么想当然就认为江南人接纳他们就如同天经地义，这是哪来的底气？

中国士人，都是用玉文化培养出来的，往远里说，我们可以说到文化中国的来源上去，说到国家起源入口处江南良渚玉文化上去，靠近一点，我们还可以讲一讲太伯奔吴起事于东南武王伐纣收成于西北的革命传说，说一说接踵而来的吴越春秋和楚人问鼎以及“三户亡秦”史话，从它们留下的政治文化遗产中，我们便可见中原与江南同根，因此，我们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原是中国心脏地核，而江南则是中国魂的根据地。

再近一点，我们就应该说到东汉末年那有点扑朔迷离的江南山越，山越成分，虽以本土山民为主，但也有外来者加入，当秦、汉乱世，中原士族和流民为避乱或逃难，迁徙而至，从大河上下到大江南北，择地而居，脱离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户籍管理，在山中隐逸，与山越同栖，成了后来客家人的先驱，并开启了中原官话与江南土语的磨合，六大方言区系的出现，就是官话和土语磨合的文化成果，有了这样的成果，才为后来三次衣冠南渡打好了底托。

其时，山越分布范围，东起于海，西抵湘江，北邻长江，南达交趾，覆盖了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包括吴语、赣语、客家语、湘语、闽语、粤语，这六大方言，都是在江南土语的基底上沉淀了各个时期的北方话以后形成的，那土语当然就是古越语。

山越之中，除了原有那些败入山中的古越遗民作为本土山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外来人，他们或逃难，或避乱，或占山为王，或聚族而居，成了后来客家人的先驱，有所不同的是，山越时期，还是本土山越占主导地位，到了客家时期，本土山越已被融入六大方言区系，不再是外来人被山越化，而本地人与外来人互动了。

我们认为，东吴山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原越民，因国破而入深山，还有一部分外来人，为避秦乱避汉末之乱，逃到江南，找个“三不管”的地方，隐居起来，跟衣冠南渡关系不大。衣冠南渡，总得有个南朝在，北方世家大族，随王朝迁徙到江南，一般不会走“三不管”的江西路线，而是往江东去，不是去山中避乱，而是往中心城市去，建立新政权，所以，大体而言，南京、杭州及其周边一带，才是他们投入的重点。

桃花源的方言老底子

易中天《大话方言》说“南方六大方言中，资格最老的是吴语”，始于泰伯奔吴的句吴时期，而“楚语和吴语曾被看作同一种方言”，这也就揭示了江南土语的一个老底子，那就是吴楚方言。此外，我们还要指出南方方言的另一个老底子，即从岭南到海南、从杭州湾到北部湾、从会稽到琅琊那曾经流行还在演变且与官话并行的吴越古语。

六大方言，就是北方官话与这两个老底子互动形成的。我们知道，中国北方其实没有方言，要说有，那也只有一种统一的方言，即北方方言，实际上，就是北方各地的人们用各种不同的声调说着同一种官话，从河北说到江南，从河洛说到江淮，说着说着，腔调就变了，变成了江淮官话，官话的标准也变了，从中原正音，变成了金陵雅音。

方言，是人行止于一方风土中，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自然形成的。

官话则不然，它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权力颁布、靠政治和经济力量驱动的、以文字为依据可以书写的制度化语言，国家统一，要求语言也必须统一，官话就代表了这样的统一性，能在官话大一统中仍保留了本土方言，说明这方言中，有一种独立的故土情怀，向着统一显示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当我们向大一统的官话敬礼时，别忘了也要向独立的方言致敬。

由此方言造就的人文地理空间与自然山川同构，表达了一种独立性的追求，六朝人在越地“人与山川相映发”，说着江淮官话和吴越古语，语言里就有风骨，正是“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从庐山到会稽山，在赣语与吴越古语的互动中，形成了江南诗意流动的空间，当说着赣语的陶渊明，向我们讲述“桃花源”传奇时，那扑面而来的，便是山越文化理想。桃源中人，为避秦乱，隐于山野，竟然不知有汉，遑论魏晋了。但我们却不能说他们是非历史的存在，因为，他们只是不在王朝中国和王朝史观里存在，却在文化的江山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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