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雯｜基于《史记》视角看西汉商贾的政治生活

基于《史记》视角看西汉商贾的政治生活

于雯（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

摘要&关键词

摘要：本文主要从法律层面和获取政治特权的途径两方面深入探究西汉商贾的政治生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选取的商贾仅指那些具有一定财富积累、生活较宽裕的富商。法律对商人采取重农抑商等一系列歧视政策，某些政策更是直接限制了商人的合法权利。但事实上，现实需求往往促使统治者给商人群体留下不少获取政治特权的机会。部分商人通过訾选、买爵、参与地方盐铁事务等方式实现身份转换，在政治舞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关键词：西汉；富商；政治生活

一、引言

物品交换发展到后期，就出现了商业。随着商业的活跃，商人群体也开始形成。在中国社会，商人是比较特殊的群体。中古社会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商人处在一个较低的政治地位。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商业活动，商人是从事商品交换的主要承担者，良好的经济秩序离不开商人的参与。因此，该如何客观地认识这个群体，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选取西汉商人作为考察对象，但并非所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精力与能力所限，本文仅选取西汉的富商作讨论，研究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参与情况。特定的历史时期，商人的政治生活展现出独有的特点，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个时代提供了有效参考。

二、商人的政治生活

商人按其经营资本划分，有大中小之别。有家资万金的富商巨贾，有跻身中产的普通商贾，然而更多的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小商小贩。他们或是受“农不如工”观念影响，将剩余农副产品出售以贴补家用的农民；或是晁错所言“小者坐列贩卖”的城郊地区平民。他们虽然参与了市场交换，但经济收入和财政状况实际上十分可怜，并非商人之真正势力所在。本文讨论的，是积聚了一定财富，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西汉商人。

探究这部分商贾的政治生活，本文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从法律层面剖析他们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就其入仕途径展开讨论。政府常常对商人群体施以高压政策，以示打击削弱之意。但并非所有的富商都受歧视政策的影响而处于不利地位，相当部分的商人通过訾选、入栗等方式参与到政治当中去，由此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

（一）商人的法律地位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无论何时何代，从商者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士农工商，商者为末，这是由帝制社会下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稳固自己的统治，必然重视农业生产，设法将更多的人民固定在土地上，这就与经商需要的劳动力产生了矛盾，重农抑商政策应运而生，并贯彻整个中古时期。西汉一朝，亦是如此。

尽管汉代迎来了商品经济的小高峰，许多商人生活因此大获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就法律层面而言，政府始终是将其放在一个被打压、被抑制的地位上。

经过连年战争的摧残，汉初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遭受到极大破坏，田地荒芜，百废待兴，社会购买力几乎为零[]，甚至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窘境[]。有一些商人却趁天下大乱之际，行投机倒把之事，大发横财，如茂陵富人焦氏、宣曲米商任氏之流。面对这样的情况，“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用度上，规定商人不准穿丝织品；财政上，加重税率，成倍征税，双管齐下打击商人势力。孝惠皇帝、高后执政时期沿用这一政策，虽“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在政治上打压商人，阻断他们从政的渠道。尽管这一政策未能完全发挥作用，到后期甚至演变成为一纸空文，但官方之于商人的态度昭然若揭。

文景之时，晁错曾有云：“今法律贱商人”[]，说明直到文景时期法律仍保留着对商人的歧视政策。又天汉四年（前97年）正月，武帝“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出征，颜师古引张晏释“七科谪”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七科之中，与商人有关者占四，将他们视同罪臣和亡命之徒，当时商贾的法律地位可见一斑。

汉代统治者 “以法律贱商人”，示天下抑商、贱商之意。即使是当时盛极一时的富豪，在法律层面讲，地位也并不高。史书之中，常见时人形容经商者为“弃本趋末”、“玩巧而事末”，或“浮游兼并之徒”。可见在政府引导下，社会舆论对商贾的品评倾向。

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 网址: http://www.zzyflzz.cn/zonghexinwen/2021/0316/7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