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之乱的政治本质

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惟岳申请任命留后，以成下一代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悦也积极策应，唐德宗自然不准。事实上，河朔藩镇世代相袭的惯例早由魏博所开，因此其他藩镇自然也有此需求。唐德宗之所以违背这一惯例，其意图自然在削平藩镇，以还开元盛世。但这与藩镇的需求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因此，李惟岳与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起兵而反，拉开了建中之乱的序幕。

而朝廷也不甘示弱，经过代宗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德宗本人又志大自负，削平藩镇之政策势在必行，因此两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双方的主战场最初在魏博境内，唐廷一方由马燧、李抱真等向田悦、李惟岳、以及李正己之子李纳进攻，而河北北部幽州境内的朱滔开辟了第二战场，与马燧等人以夹击之势攻向李惟岳。由于马燧等人战术得当，朝廷方面联军大胜，田悦困守魏洲，李惟岳被帐下大将王武俊所诛杀。至此，建中之乱初步摆平。

但是唐德宗此时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战略错误——轻易得来的胜果使他错判了两方局势，认为有能力彻底削平成德势力，因此趁着大好机会，想要一举将李纳也拿下，并且违背了当初平定李惟岳后大赏各方的诺言。这使得朱滔、王武俊等自认立下大功的将领大感不满。田悦趁此机会游说两军，因此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乃至于淮西李希烈等人起兵再反。此次会战以藩镇联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局面再次陷入难测之雾中。

建中四年十月，泾师之变爆发，朱泚兵锋直指长安，德宗出逃奉天，其后前者便在长安自立为帝，并且封朱滔为皇太弟，唐廷与藩镇之间的均势被彻底打破。而就在此后，德宗改元兴元，颁布罪己诏，并表示大赦天下，立马得到了诸多藩镇的响应——王武俊、田悦等人立马上表乞降，与朝廷达成协议，反攻二朱，朱滔败逃幽州，朱泚也兵败被杀，朱滔面临不利局面，不得不上表称臣，建中之乱就此告一段落。

我们回看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唐廷在初期战胜时，基本保持咄咄逼人之态，而反观藩镇诸君，除了朱泚起兵自称天子，朱滔亦较为活跃之外，在击败唐军之后，其余藩镇对于出兵灭唐都表现得兴趣缺缺。在兴元大赦之后，更是立马调转马头，为朝廷之助力，如果将之比附于春秋战国，亦显得不伦不类，更遑论三国、南北朝了。

而这一奇怪之处，正是我们挖掘建中之乱政治本质的一大突破口。因为河朔几大藩镇的诉求很明显并非如战国三国诸位枭雄那般扩张土地、一统天下，德宗只怕会成为末代君主。

事实上，藩镇的需求很明显是要求朝廷给予他们充分的自治权，包括节度使之位的世代承袭。当唐廷初次大胜并且表示要削平淄青、魏博乃至于削弱成德时，几大藩镇才因此联合，反击唐廷。

但是藩镇的需求又并不会超过自治，因为河朔藩镇仍然需要朝廷这一中央权威的代表来给予他们统治当地的合法性。同时，如果某一藩镇的需求超过了这一限度，会造成藩镇林立的平衡局面被打破，形成战国时秦与六国之局，因此，在德宗出逃奉天、朱泚自称天子之后，藩镇的联盟在事实上已经基本破裂了——因为此时朱泚、朱滔兄弟的势力已经强过了田悦、李纳、王武俊等人。因此，当兴元大赦一出，这几大藩镇就立马态度大变，随朝廷“讨逆”了。

总的来说，建中之乱的政治实质，其实是唐德宗本人削平藩镇的政策与诸多藩镇希望保持自治、平衡的需求发生冲突的产物。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自秦汉广泛实施郡县制之后首次产生的藩镇割据这一奇怪局面。这一局面并非如战国那般诸侯完全令周天子失语，亦非三国那般形成完全不受拘束的军事角力之局，唐廷与藩镇之间完全形成了微妙的平衡。由于藩镇林立，单一藩镇想要强行壮大自身需要经过领镇与唐廷的两重考验，同时，由于藩镇的独立需要得到朝廷的赏赐与承认，其部下军兵也会逐渐发生“骄兵化”，变成贪财好利、恋栈故土的军队，从而难以发起向外侵略。这种种顾虑与平衡之下，造成了中晚唐的整体政治局面。

实际上，唐朝之亡，直接原因并非藩镇过于强势——相反，藩镇的强势是中晚唐稳定的根源。实际上，唐朝之所以在黄巢、朱温手上灭亡，正是藩镇被削弱而无法维持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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