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治与族群︱京都学派视野中的司马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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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日] 福原启郎著，陆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264页，48.00元

京都外国语大学福原启郎先生的《晋武帝司马炎》属于白帝社的“中国历史人物选”丛书，原本是以历史科普为目标的通俗读物。是书自1995年出版以来，广受学界好评，至今五度再版，被川本芳昭等学者称为“是把握魏晋时期的必读书目”。

魏晋时期历史变幻纷繁，八王之乱一段尤为复杂。此前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1932年出版）、谷川道雄的《世界帝国的形成：东汉至隋唐》（1977年出版）和川胜义雄的《魏晋南北朝》（1974年出版）都是关于魏晋南北朝优秀的历史概说书，但可惜于此段历史皆着墨甚少。福原启郎就读于京都大学，师从于岛田虔次、川胜义雄和谷川道雄，深受京都学派的影响。《晋武帝司马炎》驾繁以简，“以河内司马氏五代人的事迹为主轴”，勾勒出了一条魏晋历史的主线：“公权”的“私权化”与重建“公权”国家的努力。读者能够借此清晰地把握魏晋国家体制建立与崩溃的过程。京都学派理论的视野，既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也是理解全书思路的关键。

京都学派的学术脉络

除开序言和结语，《晋武帝司马炎》共有八章。第一章主要介绍司马氏东汉时期的家族史、魏晋时代的官制和重要都市等基础知识。第二、三章讲述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两代三人夺取曹魏权力的经历。第四、五章是司马炎时代的历史概述。第六、七、八章梳理了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的历史过程。不过，作者在叙事时绝非简单地翻译史料，而是将京都学派的学说熔铸贯彻其中。阅读《晋武帝司马炎》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本书中处处都是京都学派的学术脉络。

首先，《晋武帝司马炎》叙述开始的时代就非无心之笔。作者选择从东汉时期开始重点介绍司马氏，正是为呼应内藤湖南的时代分期法。1914年，内藤湖南在《支那论》中首次提出他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并在《中国近世史》的讲义和1922年发表的《概括性唐宋时代观》等文章中系统论述。他将东汉中期以前划分为中国历史的“上古时代”，东汉后半期至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之后至唐中叶为“中世时代”。东汉后半期至西晋，是中国由上古向中世演变的关键转换期。翻开附录《大事年表》，可以发现本书更加明确的时间起点是公元159年。此年桓帝借助宦官诛杀了外戚梁冀，之后便发生了党锢之祸，清流士大夫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到川胜义雄，都认为东汉末的豪族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的母胎。

第一章中，作者尤其强调司马氏的河内籍贯。这是为了说明贵族自立性的基础来自于乡里社会。内藤湖南以“贵族政治”为六朝的关键特征，而他对中世（中古）贵族的定义，就是贵族门第“并非出于在制度上由天子授予土地与人口，而是由作为地方名望家延续相承的传统所自然形成之产物”。宇都宫清吉认为贵族的底盘就是广大的乡村豪族，他们在农村中占据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但又具备自律性，与农民一起形成一个“乡村共同社会”。谷川道雄和川胜义雄将之进一步发展为“豪族共同体”理论，提出汉代乡村社会中出现了富裕豪族和贫农的阶级分化，但豪族发展为封建领主的倾向被自耕农所遏止，双方最终形成了“指导与信从的精神性伦理关系”。魏晋贵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主要来自于对乡里社会及其舆论的支配。

第二章中，作者将司马懿视为社会舆论的代表，是本之于川胜义雄对汉末清流势力的研究。作者说：

作为名族河内司马氏的子弟，司马懿受到以上这些名士，尤其受到川胜义雄所命名的“北海系名士圈”的好评。可以想见，他在当时已被接纳为名士圈中的一员。

川胜义雄《贵族政治的成立》在宇都宫清吉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魏晋贵族系谱上溯到了东汉末年的清流势力。此文提出，为了抗议宦官破坏选举等腐败行为，汉末清流士大夫通过师友或者门生故吏关系，以儒家道德理念为标准评议政治和人物，形成了不依赖国家的舆论集团，代表了社会的公议。清流士大夫集团的核心势力，就是“颍川集团”和“北海集团”。“清流势力发展成为整个士大夫的集团，在东汉末的大混乱时期非但没有丧失统一性，相反作为一种极大的潜在势力继续存在。……魏晋贵族，正产生于上述士大夫的门第之中。”第三章中作者便进一步认为，司马懿清除以曹爽为代表的“贵戚”集团，以及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筹谋取代曹魏，虽然有追求私利的成分，但实际上是顺应了当时要求重建“公权”的舆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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