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奇剧桃花扇看南明弘光王朝政治特点

一、引言

明末清初亡家破鼎之际，许多明朝遗民不迎新朝，隐居山林以示怀念旧朝之意。这些遗老在隐居期间，著史写书，以抒内心凄凉之感，以发国家兴亡哀叹之意。在这种遗民思潮影响之下，许多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孔尚任出生于1648年，未经过甲申之变，也没有参与过弘光小朝廷的建立，但他接触到了许多南明遗民，如其族兄孔尚则以及遗老秦光仪，由此而了解到许多南明史料，据此而作《桃花扇》。《桃花扇》虽为传奇，但其也不失真实。在《桃花扇凡例》中写道：“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嘲解，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①同时在《先声》中作者借剧中人物老赞礼之口说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也再次肯定《桃花扇》在一定程度上的真实性。《桃花扇》中塑造了许多人物，有复社文人陈贞慧、吴应箕，民间艺人柳敬亭，青楼名妓李香君，朝中官宦阮大铖、马士英，边关武将史可法、左良玉等等，人物几乎涉及南明时期的各个社会阶层，是南明时期社会的真实写照。故而本文着眼于《桃花扇》中的描写，由此而重点分析《桃花扇》中所体现出的南明弘光王朝的政治特点：党争肆意，政治腐败与主君昏庸。

二、党争肆意

《桃花扇》中，除去侯李二人的爱情主线，党争的线索也是贯穿全文。如从开篇第一齣《听稗》便写道：“兄还不知，阮胡子漏网馀生，不肯退藏；还在这里蓄养声伎，结纳朝绅。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公讨其罪。那班门客才晓得他是崔魏逆党，不待曲终，拂衣散尽。”②一篇《留都防乱揭帖》就再一次展现了代表东南进步势力的文人与遗留阉党的斗争，而后在第三齣《哄丁》中又写文庙祭祀，士人痛骂阮大铖，以替东林雪愤，为南监生光；在第四齣《侦戏》中又写以陈贞慧，方密之为首的文人痛骂阮大铖“呼亲父，称干子，忝羞颜，也不过仗人势，狗一般”再到第二十九齣《逮社》中，复社与阉党之间的斗争冲突加剧，阉党利用手中权力大肆迫害关押复社文人，以俟报复。全剧本中，党争也作为了一条暗线，不停地出现。

在《桃花扇》全剧中，复社文人与阮马二人为代表的党派的斗争一直未停歇，而其两派的斗争其实就是明末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的延续。“明代党争之盛行始自万历,其后才有东林、阉党之争,乃至复社运动，明代朋党之兴起,实因明中后期皇权专制之衰落,士大夫以结党而求发展势力以自固。”③东林党与魏阉党人的斗争持续时间极长，影响极大，由此也作为了明末党争的典型代表。明朝科举制度盛行，由此文人文化也非常繁盛。东林党的成员大多是文人士大夫，他们熟读四书，秉持为生民立命的思想，反对政治腐败，提倡肃清吏治，与把握朝政的阉党作斗争。然而随着党派的进一步扩大，文人与阉党之间的斗争也不再只是站在国家角度，而是逐渐变味，充满了个人恩怨意味。

如《桃花扇》中所言：“而今马，阮当道，专以报仇雪恨为事。”④两派斗争皆以报仇雪恨为目标，亡国之际，你争我斗，将个人恩怨放置于国家之上，以至于到了“国仇犹可恕，私恨最难消”的地步。阉党玩弄朝政，以权力报私仇，胡作非为，而文人除却做文章以讨伐阉党之外，也失去治国安邦之理想，只待于“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不论是东林党笔下的阉党乱为或是《廿二史札记》中所提出的书生误国，党争都无可非议地加速了明王朝的衰颓。清朝士人总结明朝亡国之原因，认为“尝论明之亡也，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⑤此番言论将朋党之争视为明朝灭亡之始，也可见党争对于明朝基业的摧毁力度之大。激烈的党争在明亡后继而延续，又成为南明弘光王朝的一大政治特点。

三、奸臣当道，腐败猖獗

孔尚任开篇即在《桃花扇小引》中记载了《桃花扇》的主旨：“《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⑥对于自己所提出的三百年之大明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的问题，孔尚任紧接着在后篇的《桃花扇小识》中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权奸者，魏阉之馀孽也；馀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⑦由以上文献资料可见，孔尚任认为魏阉余孽，权奸当道，是造成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而在《桃花扇》中，孔尚任也尤其地突出了以马阮二人为首的腐败官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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