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民族复兴背景下孙子兵学勃兴的三个维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军事学的进入和传播是近代中国开放和变革的必然结果。面对西方军事学的潮水般涌入，如何处理西方军事学术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原有军事学术的关系，是需要近代先驱们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不仅涉及对待《孙子兵法》的态度，更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是全盘继承还是批判继承？是全盘西方还是以我为主？这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道路和方向的大问题。在近代民族救亡的时代号角声中，以孙中山、蔡锷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应运而生。他们肩负着救国救民的时代使命，他们目光敏锐，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做出了正确回答。

一、政治上，《孙子兵法》地位的确立——从孙中山到袁世凯

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享有崇高的威望和重要地位。孙中山以自己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研究为民国时期孙子兵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的开展产生重要影响。袁世凯则在其复辟帝制野心驱使下，在政治上运用其政府权力召集多种人才投入《孙子兵法》的研究，从而为《孙子兵法》研究拓宽了领域。

(一)孙中山与《孙子兵法》

孙中山为近代以来孙子兵学的勃兴做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孙中山不仅以其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为民国时期孙子兵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密切联系实际研究和运用《孙子兵法》，推动孙子兵学的发展。孙中山对传统兵学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非常推崇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他对《孙子兵法》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两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1]672这就明确肯定了《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兵学文化的杰出代表，还代表着中国军事哲学的智慧和成就。

虽然孙中山并未对《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展开论述，但是他有关《孙子兵法》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后来人们研究《孙子兵法》起到了积极作用。民国时期有不少军内外研究者在著作中引述孙中山此句评语。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孙中山对民国时期《孙子兵法》传播的重要影响。民国时期不少孙子兵法研究著作都是受了孙中山评价的启发。其中有专门研究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哲学的，如公羊寿1933年所纂述《孙子兵法哲理研究》是从军事哲学方面探讨孙子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在书中引用孙中山此语，对《孙子兵法》所蕴含的哲理思想进行归纳与分析。亦有学者进而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与论证。温晋诚1939年在其所著的《孙子浅说补解》“序言”中就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孙子思想存在一定相通之处。

孙中山的重要贡献还表现在为民国时期《孙子兵法》研究与应用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深厚的军事文化，是孙中山军事思想和革命实践的文化渊源。孙中山在演说中经常引用《孙子兵法》及其他兵书名言，并汲取其思想精华，直接或间接应用于他的革命斗争实践和理论创造中，做到古为今用，使之成为其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内涵。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强调，国家如要继续生存，军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令人联想到《孙子兵法》开篇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足见孙中山的军事思想和实践根植于古代深厚的军事文化土壤，闪烁着《孙子兵法》哲理的光辉。孙中山关于《孙子兵法》的深刻理解和研究更直接和具体地体现在1921年12月10日他对滇赣粤军进行的《军人精神教育》演说中。在该演说中，孙中山高度重视军人精神培养，将革命精神提髙到了关系救国革命事业成败的高度，认为军人精神教育的核心是“智”“仁”“勇”。从字面来看，直接取自于《孙子兵法·计篇》关于将之素质“智、信、仁、勇、严”五者中的三者。关于这三者，孙中山联系实际做了深入阐发，指出军人要能够做到“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他认为，“仁”是军人精神境界中最髙贵的品质，军人之仁其目的在于救国，为国尽力。他指出，三民主义是军人精神的表现，也是军人之仁的表现，赋予军人之仁以新的时代和政治内涵。孙中山格外重视“勇”，强调“当革命军的人，第一要有胆量”，军人之勇当是“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之勇”。他指出：“所谓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军人精神三要素。能发扬此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2]11孙中山革命的一生正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孙中山一生为救国奔波，不怕艰险和牺牲，他的坦荡人格和光辉形象成为一面旗帜，往往大旗一挥，从者甚众，风起云涌，造成浩荡的革命风潮和气势。早期，对于改造会党、争取新军倾向革命，起了不小作用；后期，对于争取和改造旧军队、创建新军队同样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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