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政治的复杂纠葛重读红豆

一、前言

“十七年文学”时期是文学史上被训诫和规范的时期，但仍有一些敢于担当的创作者，用喑哑的调子低吟人性与启蒙。在特殊的政治气氛笼罩下，文学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身体不仅仅是“个人”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权利的附庸，成为一种无生命的符号和示众的材料。但同样不可否认，文学是“人学”。人的自然欲求无法完全被抹杀，它终将会以一种方式在文本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在革命话语难以操纵的缝隙绽放出花来。本文拟对《红豆》加以重读，分析文本所体现的身体与政治的复杂纠葛，阐发身体对政治的归顺与叛逆，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深入剖析作家创作过程中复杂矛盾的心理——在显性层面上主动服从于国家主流叙事话语的同时，也在隐性 地追寻文学本身审美意蕴，但表层叙事系统和深层话语系统之间存在断裂，然而恰恰是因为这断裂，鲜活的生命气息才能显露出来，且经久不息。

二、身体对政治的归顺

“十七年”时期，作者为站对立场，在创作过程中时常会使情节的走向符合国家主流叙事，而放弃部分真实的人情人性，所以处于此时期的身体身陷囹圄，国家、权力、政治等诸多意识形态盘旋于其上，爱情叙事有明显的被国家政治话语改造过的痕迹。《红豆》讲述了大学生江玫陷入了革命事业与个人情感相互纠葛的复杂矛盾中，最终选择革命而放弃爱情的故事，这显然是符合十七年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的。作家在小说中特地安排了萧素、齐虹、家庭出身的来合理化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情节，使得文本的叙事层面符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至于在政治话语中失声。

萧素是江玫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江玫原本的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般与世隔绝”，缺乏独自走向革命的动力，所以文中安排一个老练的革命者萧素作为她的室友。在萧素的引导下，她已经渴望把青春贡献给整个人类解放的事业。江玫和齐虹间的爱情是甜蜜的，他们一起散步、谈天，“江玫隐约觉得，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可是只欢喜和他在一起，遏制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可江玫参与革命活动后，他们间的争吵摩擦愈来愈多，齐虹在江玫的眼中成了“妖魔鬼怪”。江玫的情感变化过于突兀，与前面的叙事出现了断裂。“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①在这里，江玫个人情感的描写是符号化的，作家用高度的理智介入文本让身体归顺于政治。齐虹是资本家的儿子，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他们“才子佳人”的爱情幻梦注定会破灭。不难看出，作家刻意丑化了齐虹的身体，企图通过他的缺点以展示江玫放弃爱情选择革命的正确性，这是宗璞主动契合主流创作思想，向革命政治模式靠拢的表现。

除却外在环境的影响，内在因素更具根本性，这体现在家庭出身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需要“家庭出身”所带来的“阶级本能”。江玫的父亲的死因是“那些人说他思想有毛病”这为江玫义无反顾投入革命洪流提供了阶级动因。

三、身体对政治的反叛

尽管身体在政治面前呈现出一定的妥协性，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下，身体的主体性也不可能被完全遮蔽。即使作家有意识地向政治话语靠拢，但也并没有完全舍弃身体的个性表达。

《红豆》是“百花文学”中鲜艳的一葩，尽管宗璞在情节上没有完全脱离“革命+ 爱情”的主流叙事模式，但她仍有着知识分子对文学审美的追求。相比《红日》《红岩》等红色经典的象征性标题，小说标题“红豆”在十七年文学中独树一帜。红豆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就寓意男女相思之情。标题是全文的“文眼”，虽说作家在文本的显性结构上安排革命最终战胜了爱情，但在小说的隐性内核和作家态度却是偏向于爱情的。

在当时普遍的“革命+ 爱情”叙事模式中，主人公最终都会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红豆》却敢于突破程式，展现至真的人情人性。在《红豆》开篇，已经成为党委会干部的江玫时隔六年回到原先的校园工作时，恰巧被安排在原来的寝室，当她拿起两粒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从心底升起，泪水遮住了眼睛”，她依旧没有忘记刻骨铭心的爱情。这向读者展示出一个对感情难以忘怀的形象，相较于回忆往事的无动于衷，这样描写才更显真实，在政治话语的缝隙中显露出几分人性的张力。《红豆》并没有完全屈从于国家政治话语，身体的主体性在文本中得到了曲折的表达，尤其是在描写江玫与齐虹的爱情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图书馆到西楼的路就无限度地延长了。走啊，走啊，总是走不到宿舍。”作家以散文化的笔法，描绘出一幅诗意的景象，江齐爱情的美好令人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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