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北京市卫生治理运动述论

卫生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影响着国家的各项事业，更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建国初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中国与世界、改造国民、重塑社会风尚的政治理想的卫生治理遭遇了资源匮乏的严峻挑战。通过发动卫生治理运动，成功地弥补了专业治理资源的不足。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其卫生治理运动虽不能代表全国，但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1 卫生国情决定了卫生治理方式

建国初期最大的国情就是“百废待兴”，卫生工作也不例外。环境卫生恶劣、疾病丛生、缺医少药、民众卫生意识淡漠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基本的卫生国情。

北京虽然号称“文化故都”，建国初期的卫生状况亦不容乐观。

其一，环境卫生恶劣，疫病极易传播。1949 年，北京市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连天安门旁边都有垃圾堆存。至于城区的其他地段，更是垃圾堆成山，污秽不堪。据《北京志·市政卷·环境卫生志》记载，城内垃圾山的山龄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1]。至于积水坑洼，更是到处可见，致使大量孳生蚊蝇，肮脏不堪。

其二，疫病流行，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各种烈性传染病广为流传，仅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就曾多次面临较大的流行性疾病疫情。1949 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北京市城区居民成年人死因第一位为传染病，高达死亡总数的29.9%[2]。因为疫病严重，人民寿命普遍较低。解放初期的1950 年，北京市区人口平均寿命为52.84 岁，其中男性平均53.88 岁，女性平均50.22 岁[3]。

其三，缺医少药，医疗资源严重不足。1949 年，北京市只有医院17 所，病床约1 600 张，即市民每1 000 人平均占有病床约1.2张，加上郊区市民则每1 000 人平均约0.8 张。这些医院分布极不平衡，有些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竟没有一所[4]。

另据《北京卫生志》记载，1949 年北京每千人平均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1 人，拥有医生1.0 人，其中西医0.5 人[3]。

建国初期，国家贫弱的经济条件连全国人民基本生存需要都难保证的情况下，难以给予卫生治理以足够的财力支持，加之有限的医学科学发展水平，没有能力直接通过医疗技术控制和消灭各种疾疫。于是，战争年代提出并成功使用过的“预防为主”被确定为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而发动群众参加卫生治理运动，通过“人海战术”，以人力成本、非专业人员来弥补物质资料和专业力量的不足，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治理效应，就成为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方式。1950 年代，整个国家处于各种各样的运动之中，卫生运动成为北京市开展卫生治理的常态。

2 卫生治理运动的政治化导向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人民主导的国家形态。“人民”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依靠力量，同时，“人民”的福祉，也是国家建设的目的所在。“人民”的概念，赋予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以从未有过的“国家基础”的崇高地位。新中国卫生方针的确立同样也体现着人民卫生的深刻内涵。

实际上，早在1949 年3 月为迎接党中央进驻北平而召开的清洁运动委员会上叶剑英市长做的重要讲话中，就指出了清运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从而明确了卫生治理运动的政治意涵，指出人民政府不仅要保障人民的生活，而且要减少死亡率。认为通过清洁运动，人民群众会认可人民政府，而且通过清洁运动能够发现积极分子，有利于政权的建立和巩固[5]。

作为国家领袖，毛泽东更是一贯从政治高度把握卫生工作。1951 年9 月，毛泽东指出了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以及一般医疗工作缺乏重视的缺点，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6]。

毛泽东把卫生工作当作政治任务的定位，为卫生治理运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

北京市在领导卫生治理运动过程中，同样强化了政治引导。当时之所以选择“龙须沟”为治理对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政治考量——龙须沟是旧社会环境卫生最差的劳动人民的居住地区。北平和平解放前夕，龙须沟已经成为北平城南地区最有名的一条臭水沟，沟内积满各种各样的生活垃圾及污物，蚊蝇孳生，肮脏无比，成为疾病的传染源之一。周边居住的是以小手工业者和人力车夫、杂役、苦力等为主的城市平民。在百废待兴、卫生治理资源严重匮乏的条件下，如何区分施政的轻重缓急，不仅反映执政者的治国理政策略和技巧，更是直接反映执政理念。对此，北京市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拿出693.4 万斤小米（约占卫生工程局全年预算3 762 万斤小米的18.43%）的经费优先对龙须沟进行改造[5]，极大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环境，也因此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显然，龙须沟的治理绝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环境的清洁和改造，而是有着更深的政治意蕴，意味着在旧社会位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受到了格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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