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两个口号”论争中的

“左联”后期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在中国现代革命与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争过程中夹杂着左联解散、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左联内部复杂的人事纠葛等因素，使得“两个口号”论争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很长时间，牵涉到论争双方参与者的命运沉浮，并成为中国左翼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事件。

以往的研究关注点往往从左联“宗派”和左翼“政治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其论争的缘由和影响，以及史料的辨析。这种研究对还原历史和探讨左翼文化当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对理解左联的发展演变乃至左翼文学思潮发展路径和历史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文化意义。但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这场论争的双方都是围绕着“文学”而展开的，说到底，“两个口号”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当时的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中秉持什么样的文学观问题，因此，本文拟从“文学”的视角来探讨“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根源，进而揭示鲁迅文学思想在左翼文化语境中丰富的现实价值内涵。

一、“两个口号”与左联恩怨

“两个口号”论争发生于1936年，即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周扬和鲁迅为代表的两派发起的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1934年10月2日，周扬以“企”为笔名，在上海《大晚报》上发表《“国防文学”》，主要介绍当时苏联的一个创作流派“国防文学”，认为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国防文学”就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由于左联内部人事矛盾没有爆发以及冯雪峰没有来到上海，因此口号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在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延安失去联络的背景下，周扬依据这些外界信息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作为左联文学创作方向。

1936年4月25日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次日来到鲁迅在上海的公寓。此前冯雪峰与鲁迅有过交往接触，1933年底冯离开上海去江西瑞金苏区，在苏区期间与毛泽东谈论最多的话题是鲁迅，后来参加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4月冯雪峰受张闻天派遣以特派员身份来到上海。

据冯雪峰后来交代，他当年来上海主要执行四项任务：1.在上海建立一个电台。2.向上海各界宣传党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3.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4.附带管一下上海文艺界的工作。其中两项与统一战线有关，文艺界是“附带管一管”。当1936年冯雪峰再次与鲁迅见面后，鲁迅便直接表达对周扬一伙的怨怒，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冯雪峰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北大旁听过鲁迅的课程，可以说是既受鲁迅影响又影响鲁迅的一个人。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诸君对鲁迅进行文章攻击，冯雪峰写了一篇《革命与知识阶级》，批评了创造社等人对革命文学的错误认识，反对将鲁迅作为攻击的对象，认为“对于鲁迅的攻击，在革命现阶段的态度上既是可不必，而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的攻击方法，还含有别的危险性。”[1]这对当时陷入论争中的鲁迅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左联成立后，冯雪峰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冯雪峰始终站在鲁迅一边，彼此默契，互相支持，结下深厚的友谊。1933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瑞金工作，在此期间结识了毛泽东，热情向其介绍鲁迅，对毛泽东后来形成著名的鲁迅观起到重要作用。

冯雪峰离开上海后，从日本回国的胡风在左联接替冯雪峰联系鲁迅的任务。虽然胡风很早就钦佩鲁迅的为文和为人，但真正接触鲁迅则是在左联时期，胡风很尊敬鲁迅，鲁迅也非常信任胡风，在交往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鲁迅与胡风、冯雪峰三人被有宗派情绪的左联负责人视为“胡风派”，与“周扬派”对立，左联内部的这种宗派关系为论争埋下伏笔。

周扬最初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时，鲁迅、胡风并没有对此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因此没有形成冲突。导致论争的原因是冯雪峰回到上海以后，从与鲁迅的谈话中知悉左联内部的不团结，左联不发宣言的解散，以及之前鲁迅在左联中被“边缘化”加深了鲁迅对周扬他们的愤懑。周扬当时作为左联实际领导，他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有许多歧义，鲁迅也对这个口号不满，促使冯雪峰打算另外提出一个口号，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最先将这个口号公之于众的是胡风，他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在《文学丛报》第3期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胡风提出新的口号后，周扬不明情况，由于之前的矛盾，认为胡风有意和他作对，遂发起反击，形成“两个口号”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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