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索福克勒斯的政治思想研究

如何正确理解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历来是文学史和思想史的重要问题。尼采把索福克勒斯视为诗人与宗教思想家，与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并列为雅典民主时代的智者①尼采：《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通行译名为《悲剧的诞生》）第9、13节，凌曦译，未刊稿。。“因为正是诗人教导立法者，诗人远不是神学或道德的仆人，毋宁是它们的创造者。”②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六讲》，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苏格拉底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是神学或道德的创造者呢？

希罗多德指出：“据我看，赫西俄德以及荷马生活的年代大约离我四百年，但不会更早。正是他们把诸神谱系教给希腊人，并给诸神起名，把尊荣和诸技艺分派给神们，还描绘出诸神的模样。”③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4-135页。希罗多德可能认为，荷马与赫西俄德撰写诗行就是撰写关于诸神的故事、塑造诸神的形象，并教给希腊人。换言之，他们为希腊人制礼作乐④刘小枫：《巫阳招魂——亚里士多德〈诗术〉绎读》，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62-165页。，形塑城邦的道德秩序与生活方式，设计基于诸神信仰的城邦政制。施特劳斯说诗人是神学或道德的创造者，可能意指索福克勒斯传承甚至革新荷马、赫西俄德的诸神故事与神学问题。

从《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第7、8节）与《法义》卷二、卷七来看，尼采和柏拉图均认为悲剧中最重要的是歌队（或说合唱歌队）。既然古希腊悲剧依歌队的行动（即歌唱）而划分为各个部分，那么，歌队的行动当然地连接了前后的情节线索。事实上，歌队既是剧中的角色，又是剧中的观众。“亚里士多德强调歌队必须作为剧中的一个演员，那么歌曲和合唱就不能从一部戏中抽出来用于其他剧目，他以此再次澄清，歌队的观察必须植根于自己所属的一系列事件中。否则，歌队对于情节的反思就不会从情节中长出来，不能同时地既是lusis[解]也是desis[结]。”⑤戴维斯：《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陈明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132页。作为角色，歌队参与情节进程；作为剧中的观众，歌队反思其所见各种人物（尤其是主角）的行动，而这种反思本身又是剧情的一部分。如果说合唱歌中包含神学问题，那么索福克勒斯的诗（即歌队的歌唱）就等于思——思索诸神与人世秩序等问题。这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诸神的智性思考（quid sit deus），此之谓诗人的神学。

依此，我们将从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的歌队入手，细致地分析其中的几首合唱歌，由此探究索福克勒斯的神学与道德思想。

一、政治的神学问题

《俄狄浦斯王》的开场戏肇始于忒拜的一场富有政治危机隐喻意味的瘟疫。因而，这出戏在查找弑君凶手的表面主题下，可能潜藏着另一个主题——查明城邦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剧终显示政治危机的根源是政治人自身，即俄狄浦斯。在第一场戏中，索福克勒斯首先在俄狄浦斯与先知的冲突中展现了这一政治危机的原因。先知被俄狄浦斯请来解决城邦危机，他被动出场，明知真相却缄口不语，这激怒了俄狄浦斯；俄狄浦斯的怒气也激怒了冷漠的先知。先知指出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俄狄浦斯则认为先知诬蔑自己，并怀疑克瑞翁收买先知篡夺王权。更有甚者，俄狄浦斯开始怀疑先知的法术和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他曾凭自己的智慧解开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了城邦。而先知并未救助城邦，且看起来对城邦的灾难无动于衷。此时城邦的危机被俄狄浦斯归因于其王权可能面临的危险。他不仅没有意识到先知的话语中隐含的秘密——真正的危机或灾难在于他对自己身上的恶的无知，反而为了王权对先知的智慧产生怀疑，这加深了俄狄浦斯自身的无知。这里出现了剧中的第一次分离。分离是悲剧的基本特征，它使我们能够看清人世种种含混的事物。紧接着这一分离，克瑞翁因受到俄狄浦斯的诬陷愤然出场，关于王权的争执导致两人的亲属关系几近破裂。至此，俄狄浦斯与克瑞翁分离。这时，伊俄卡斯忒出场劝解冲突，同时也表明了其对先知预言术的怀疑，她甚至说早已不再相信。由此，这出戏进入到冲突真正的中心——人与神的分离，亦即悲剧中最高程度的分离，这揭示了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时，歌队唱起著名的第二合唱歌。其歌唱的缘由是阿波罗到处不受人尊敬，对神的崇拜从此衰微。歌队力图证明自己的洁净与虔敬，并唱出悲剧的最高主旨——赞美诸神以及诸神为凡人规定了合法与正义的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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