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电影审查成因探赜

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于1896—1927年。1896年电影传入中国后，电影放映活动迅速在多个地方展开。而规范电影业发展的电影审查很早也有了萌芽。1911年2月，上海城自治公所颁布《取缔章程》。该章程共五条，其中第二条规定“不得有淫亵之影片”，即为管理影片内容的条款[1]，为电影审查提供了依据和标准。同年6月，上海城自治公所对《取缔章程》进行修订，颁布《取缔影戏场条例》，其第三条规定“不得有淫亵之影片”，延续了《取缔章程》的内容。[2]除淫亵影片外，其他不良内容的影片也是清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1910年12月，美国一部表现两人决斗的影片在上海各租界内上映，民政部认为该片“易于诱发青年勇于私斗之恶习”，美国尚且“悬为严禁，不许奏演”，因此要求禁止其在内地上映。[3]这些禁令或条例章程可以看作电影审查的萌芽。

北洋政府时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审查。通俗教育研究会和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电影审查工作，分别审查了100余部和80余部影片。通俗教育研究会的影片审查工作较为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审查，但还有一定的差距。而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的电影审查已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审查。当时，上海摄制的很多影片都要经过该会的审查，如明星公司、天一公司、大中华百合公司、神州公司等公司摄制的影片。并且不经过审查，这些影片无法在上海(租界除外)放映，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审查。

作为社会活动的有机组成，一定时代的电影业发展及其电影审查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学者认为，社会结构、政治、政治哲学传统、公共领域、电影工业与电影商会、社会利益团体、宗教文化、历史传统等对电影审查或分级有重要影响。[4]笔者也持类似观点，本文主要从经济、政治语境，电影业的发展状况，其他艺术形式的审查制度以及国外电影审查制度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中国早期电影审查的成因。

一、“西风东渐”与中国转型：中国早期电影审查的经济、政治语境

电影的传入及其电影审查是“西风东渐”与中国转型的产物。电影审查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的经验和理念。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各种制度在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已形成一种惯性，内部的细微变化难以打破传统的习惯。鸦片战争的炮声击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幻象，学习西方技术、西方制度和西方文化成为清末以来的潮流。伴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社会慢慢发生转型，表现在经济上是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在政治上则是民主政治的尝试。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电影在中国的快速推广提供了重要条件，既提供了电影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又提供了数量庞大的观众群体，使电影审查有了存在的前提。自然经济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电影业的发展及其电影审查都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形态对文化娱乐形态有着重要影响。首先，与传统的农耕经济相适应的是规模较小、数量较少的文化娱乐活动，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有了较多的收入，可以参加更多的文化娱乐活动，这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电影审查也就有了对象。其次，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部分资本家积攒了足够的资金用于开设电影放映场所与电影制片机构，于是电影业的发展获得了现实基础，电影审查也由“可能”变为“现实”。

清末以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的表现是民主共和潮流的兴起。而这些变化对电影审查也有着深深的影响。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契约精神”，中国早期电影审查受到这种契约精神的影响。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电影审查出现伊始，就形成了独特的面貌，由单纯的压制逐渐变为制度化的管理。北洋政府时期体现得较为明显，如电影审查注意倾听民众和舆论的呼声，结合舆论的意见进行一定调整。北洋政府后期电影审查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状况，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重要关联。北洋政府早期，袁世凯作为领袖尚能维持北洋集团的统一；袁死后，北洋政府逐渐走向分裂，几大军阀集团各据几省，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政治统治上的变迁也影响到了电影审查，使得北洋政府后期的电影审查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多元并存的电影审查格局不利于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无法在全国范围建立统一的、权威的审查制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来说，至少在文化及其管理上有一定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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